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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语堂是近代以来拥有西方读者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为转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回归的路上虽历经艰辛,却从未停止思考和感悟。
关键词:林语堂;中西文化;文化回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诩是“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无疑是一位享誉世界、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矛盾”之处,不仅在于他“亦中亦西”的文化背景,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和西方基督文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矛盾”更在林语堂的文化认同过程中显露无疑。曾经林语堂也经历过思想激进、急欲寻求国内思想变革的状态,那时候的他批判传统,反对国粹,痛斥国民性。然而,中年之后他开始转身,开始看到并愿意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美好。旅居美国之后,他的文化回归之路更为明显,他将自己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本文着重从不同人生阶段林语堂不同的文化认同观来探讨他的文化回归之路。
一、推崇西化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省龙溪一个“严格的***家庭”。当时的福建省对外交流频繁,外国传教势力快速发展,是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省份之一。少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西化”的文化观,从6岁进入坂仔教会小学到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接受的一直都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如果说林语堂幼年在家中与基督文化相遇是与西方世界的初步接触,那么在之后的求学历程中,他有了新的感受,开始迷恋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尤其是在圣约翰大学期间,他没有合适的机会及环境去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相反他沉浸在丰富浩瀚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英文资料、外文书籍中,如鱼得水,饱览了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书籍,这造就了他坚实的英文功底,他对西洋文明的信仰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也造成了其与传统文化的隔膜。在大学毕业后,林语堂至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猛然惊觉自己对中文“仅仅半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竟然达到连“孟姜女哭夫以致泪冲长城”这样经典的传说都不曾有所耳闻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圣经》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却了如指掌。为此他深觉惭愧,便开始恶补中文,埋头苦读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广泛涉猎,且经常想方设法地与文化人交流,长期浸润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也逐渐充盈。之后林语堂离开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四年的异域经历,让林语堂更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社会的现代化,也体会到了西方对民主、法治和科学的重视,直至1923年林语堂才结束留学回国,并前往北大任教。
与当时许多出国留学归来焦虑中国未来的人一样,林语堂迫切希望改变国内混乱落后的状况,于是回国后便如火如荼地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批“名流”、斥“文妖”,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且言辞激烈、情绪激愤。他提出了“精神之歐化”的文化主张,想要改造国民性,重塑国人形象。他认为古之以来所倡导的“中庸”其实是为“惰性”披上了光鲜的外衣,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造就国民“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1]的根本原因,认为“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充满着“惰性”“奴气”“敷衍”“无理想”“无热狂”。他不断思考着安身立命是什么?识时务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恶性急?这些启发林语堂产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识。
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企图运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大换血,甚至在疗救问题上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效仿欧美,向西学看齐,欲以西方之文化与制度解中国所遇之难题,在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寻求大力变革,认为中国人均应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事实上,此时被急功近利冲昏头脑的林语堂并没有彻底地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精髓与劣势之所在,只是轻率地将其分别与落后和先进等同起来。因此,他必然强烈地排斥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甚至提出“非中庸”“非乐天知命”等六项激进的原则,针对的也是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消极面。
二、文化中立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但又极力反对保守派,且他此刻可以冷静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观察,眼之所见不再只是中国文化落后和有局限性的方面,而是关注到中国文化内在平和等美好特质,于是他的评判观点趋于公正,态度也不再像前期一样激烈、偏执,而是转变为欲以“幽默”来“滋润”国民的心灵。正所谓“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2],当视角从民族视角的“近睹”转向西方视角的“远视”时,林语堂突然发现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充满“浪漫的崇拜”,更始觉东方文化与艺术如“美人”一般,这些觉醒推动着他开始尝试更换角度来再次品读中国文化。克罗齐“表现说”让林语堂不再一味称颂西方文化,他看到了西方文艺美学的不足,启发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不可能继续忽视其对人类思想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比如,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拥有“和平忍耐”“脚踏实地”“知足常乐”等优点,是我们国家精神的寄托,在这样的人文文化之下,国人个性发展比较自由平和。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若一味守旧、忍耐,只能坐视西方将他们的“文化硬性发展和武力侵略”自诩为“雄心与胆量”,任其征服我们的国家。
在创办期刊《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于中庸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反对中庸变为提倡中庸。他认为中庸就是不走极端才能达到“有条不紊的生活”和“完全的均衡”,就像看待中西文化时,中庸之道就是要看到各自的精华与有偏颇之处,整合后才可被吸收借鉴,因此他开始“相信中庸之道”,并把它视作实现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式的关键所在。
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比如法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讲究“通融”“敷衍”,所以实行法治不严,要向西方学习,去“相信制度组织”。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觉得一味地追求金钱会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压迫,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会导致心灵萎缩,认为“急功近利”的西方又该学习中国的“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和“知足常乐”。 自此,林语堂不再认为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是未来中国变革所必须要遵循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物。他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即不以一方之所长来评判或否定另一方之所短,而要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身之所短,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林语堂那里,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上,突破时空的限制,发展文化的二元化成为可能,这一切得益于他成长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对中西文化的中立审视的态度在林语堂去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1934年他曾经反思自己在回国早期所发表的观点有些“浮躁凌厉”,这是他在中立审视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全新感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经过这番审视之后,一个在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的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灵归宿,这也是林语堂形成其独特中国文化观的重大转折点。
三、文化回归
也许是他开始觉察自己“头脑”虽为“西洋的产品,心却是中国的”[3],在1936年赴美写作后,他远离纷争,“重新发现祖国”,林语堂参悟出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中国文化其实充满着智慧。这时的“远观”,促使他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融合的文化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审美上,逐渐开始偏向于中国文化。其实这不难理解,早期林语堂一直以中国人为读者,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唤起民众的苏醒,所以不可避免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旅居外国后,读者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反而能够看到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及深远之所在。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回归自此之后成为了林语堂人生方式和写作思路的主旋律。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向西方社会大量输入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妙之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中国历史观及文化观的过程。从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年)、《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极力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礼法为纲”的儒家文学。他认为儒学是有人情味的“人文主义”,他期望能以这种人文精神去解决西方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困惑与贫瘠。直到后来的《苏东坡传》(1947年),展示了林语堂心中所认为的思想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兼容儒释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在《老子的智慧》中可看到林語堂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推崇,他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思想。而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苏东坡传》中那个“快快活活”“像旋风般活过”的苏东坡,是林语堂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生活理念,对西方社会进行生命价值和信念的再塑造。
如果说早年的教育环境和求学经历,造成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片面的话,那么后期他以通俗却不失精妙的文字向世界尤其是欧美传播中国文化,则源自于他对“民族特有东西”的偏爱。他带着回归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有以现代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传统文化的智慧。饱经世事的洗练之后,回归传统文化也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通透与清醒,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引导人们去参悟人生的喜与悲、得与失,最终,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心怀豁达、平静淡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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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第一版)[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寄予厚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__发表这样的寄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青年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和殷切期望,饱含着党对青年成长的无限关怀、对青年事业的无限期待。__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青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令青年鼓舞、催青年奋进,是指导青年成长成才、推动青年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必将激励广大青年高举爱党爱国爱民的大旗,以更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负党对青年的无限厚望,让青春在与党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行中高高飞扬。
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毛泽东同志的名言至今激励着亿万青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背景下,以***为的党中央,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事关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并要求“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
青年始终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青年有知识、有朝气、有闯劲,是社会中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富有生命力的群体。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做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看做是推动自己事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打上了青春的印记。我们党的创始人和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满腔热血地参加了党,决心为党和人民奋斗终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无数优秀青年始终站在时代进步前列,起着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一百年来,青年总是在不断地为我们党注入着无穷的活力。
据中组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__年全国发展党员307.5万名,其中大学生党员123.6万名,占40.2%;99岁以下党员251.6万名,占81.8%。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胸怀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正是我们党历经一百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党的事业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就需要青年的朝气和锐气、需要青年的勇气与智慧;党的组织要永葆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需要青年的激情和热情,需要青年的创造和活力。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这几天,我学习了公司下发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本书主要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对我们学好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深深的吸引了我,“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勇、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而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有了新的舵手。我们要把学习党史活动与自我的学习生活工作实际相结合,使学习活动成为凝聚人心,增进团结、求实务实、推进学习工作的过程,永远坚持党的领导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岗位,都要树立高度的职责感和敬业精神。
通过这次学习,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也深深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警世真理。我深深懂得;鲜血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汗水浇灌了神州大地繁茂的花蕊,拼搏托起了一个不羁的灵魂!这一切无不证明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会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而努力奋斗!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是全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认真学习党史,能让我们从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和智慧。通过学习党史,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段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以下是学习党史的几点心得体会。
一是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从党史中汲取强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不断夯实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二是矢志为人民群众谋利造福。要强化坚守初心的自觉,努力把群众期盼的事变成我们要干的事,把我们在干的事变成群众支持的事,把我们干成的事变成惠及群众的事,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事、揪心事、烦心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强化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担当的本质内涵,把组织的重托、人民的信任看得比泰山还重,以事业为重、以担当为荣,自觉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担起自己该担的那份责,答好时代之问,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更大业绩。
四是汲取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要从党史中汲取敢闯敢试、拼搏进取的智慧力量,继承我们党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用革命先烈先辈的感人事迹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鼓舞士气、激励自己,不断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浩然正气,把工作干得更好。
【摘要】中国流行音乐从开始到如今已经经历了92个年头,在这92年中,黎锦辉的一首《毛毛雨》打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流行音乐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大众音乐,并且热爱流行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被大众所认可。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流行音乐的各个发展历程进行论述分析,论流行音乐在如今时代应当如何发展。
【关键词】发展历程;时期特点;中国流行音乐
【中图分类号】J623 【文献标识码】A
一、上海时期
起初,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发展之后进入了专业音乐阶段,而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当时较为知名的音乐家有刘天华、黎锦晖等人,为中国音乐的专业化道路努力奋斗。其中,黎锦晖为了完成“平民音乐”这一梦想,开始了一段流行音乐创作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黎锦晖为儿童传播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创作出了《可怜的秋香》《老虎叫门》等儿童歌曲。对于黎锦晖而言,如今的时代所缺乏的正是大众音乐,因此,黎锦晖创作老百姓的音乐,秉承“必须通俗,才能普及”的思想,开始创作流行歌舞音乐。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以及《落花流水》等当时时代的金曲,同时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让这些歌曲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但是,当时的中国上海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因此,有众多更加先进的表演冲击这一文化,因此,当时的黎锦晖变成了黄色音乐的代名词。但是,黎锦晖依然没有放弃,依靠自身的毅力以及对音樂的执念不断创作,带领歌舞团演出,最终培养出了周旋、姚莉等第一批明星。
此后,黎锦晖的同胞弟弟黎锦光以及姚敏等人开始接替黎锦晖继续创作流行音乐。1936年,以电影为根基,创作了众多流行歌曲,如《夜来香》《葬花》等,均是当时的影片主题曲或是插曲。黎锦光的创作有西洋舞曲与民间音乐,具有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因此,可以看出黎锦光不仅善于多元化流行创作,同时,也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流行歌坛,大多数是自学成才,除刘学庵之外,其余均是在自身游历的条件下凭借自身经验以及个人领悟创作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与当时大上海的气氛十分贴切,大众也都能听懂。该时期的音乐大多数是柔美风格,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为音调,具有民间小调的特点,简单容易学习;同时,题材也多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小事物,与当时民众的心中渴求有一定的共鸣感。在伴奏音响方面采用的是西方音乐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在当时的时代下不被人们所接受,被称为“靡靡之音”,社会各界均对流行音乐展开抨击。
二、港台时期
1949年建国至1978年,音乐经历了一个波动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洗礼,文化业饱受摧残,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融合,所创作的歌曲都是歌颂祖国,歌颂领导人之类的歌曲。之后,邓公南巡,改革开放的大潮扑面而来,中国人民敞开怀抱,接纳世界绚丽多彩的文化,此时香港音乐进入内地,人们被这种情歌所触动,认为原来歌曲还可以是这样!在惊叹之余,人们开始了一股新的潮流,不管是什么音乐,只要是香港音乐,内陆人民统统接受,如张明敏在春晚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中国为之沸腾。但是,由于香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因此,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都受到英国风格的感染,因此,在刚开始的香港,大多是传唱英文歌,长期如此唱下去,直到最后香港人利用外国音乐配上中国歌词,这一改变促进了香港音乐的发展,成为了新的发展方式,最终出现了众多填词人,其中较为出名的如林夕。随后香港音乐独立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粤语歌曲。但是,香港音乐始终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长期的唱片发行让内陆人感觉到乏味,人们逐渐有些厌倦。就在此时,以罗大佑为代表的台湾音乐人,台湾音乐人坚持原创,以校园歌曲著称,当时如《酒干倘卖无》《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同时,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曲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那种甜甜、柔美的风格之下,开创了自身的时代。如《甜蜜蜜》《小城故事》等在如今时代仍有一大批传唱者。
三、多元文化融合时期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思想上解放,同时,中国大陆也开始重新认识流行音乐,当邓丽君歌曲流入到大陆时,代表了一个时代,众人开始模仿这种唱腔。如李谷一的《乡恋》、程琳的《小螺号》等,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此类歌曲受到无情的批判,1983年才逐渐解禁。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一阵“西北风”,这类风格的出现也代表流行音乐新的风格出现,其中,陕北唱腔中融入西方元素节奏成为了特色的流行风格,如《黄土高坡》《信天游》等就是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以及爆发力,此时的流行音乐开始了新的路程。
之前,人们经历了十年动荡,这十年是流行音乐倒退的十年,是文化缺失的十年,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仅生产生活发生了变化,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随后,当十年结束之后,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追求解放,当人们听到欧美摇滚时,被这种唱法深深吸引。1986年,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纪念音乐会上唱了《一无所有》,从此,属于国外的摇滚进入中国,中国开始了摇滚风。人们在打扮上追求个性,在歌词中肆无忌惮地表达自身的渴望。随后,各种乐队涌出,其中较为出名的乐队有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等。这些乐队人员都是年轻人,对于生命有另一种渴望,摇滚音乐唱出了自己的个性,唱出了内心的叛逆。而这标志着我国流行音乐多了一种风格——摇滚乐。
现今进入了21世纪一个新的时期,流行音乐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大音乐媒体层出不穷,可以这样说,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国外的流行音乐,不仅仅是港台音乐文化、日韩文化以及欧美文化,其中,流行音乐还融入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今之民族唱法融合流行唱法的演唱已经开始有人在传唱,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也逐渐与流行音乐结合,中国的古诗词以及中国传统乐器等均与流行音乐文化融合,这种融合的意义说明,中国流行音乐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站在世界之巅,会成为世界级音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融合的代表《中国风》作品,也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流行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偏离,目前的流行音乐已经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中还充斥着一种商业化,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流行音乐中充满了利益纠葛,这种纠葛让流行音乐不再纯粹。我国流行音乐界为了更好地发展音乐事业,让大众能听懂好与坏,不在网络音乐与口水歌之间徘徊,各大卫视均创建了音乐类节目,如《中国好声音》《梦想的声音》《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等。这些节目的取向为流行音乐注入血液的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明白音乐品质上的好与坏。但是,目前的流行音乐越唱越少,翻唱人数居多。如果台湾没有了方文山,香港没了林夕、内陆没了高晓松,试问,难道流行音乐的歌词就要终结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流行音乐缺少了创作,而这也是目前中国流行音乐界最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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